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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悅然

在一篇兩百余字的微型小說中,馬悅然借小動物之口,幽了一默上次來滬演講的經歷。

那是2005年炎夏,這個八十多歲的瑞典老頭,用“中古音韻”吟誦了李清照的《聲聲慢》……但多數人并不關心他的漢學研究心得,只是抓緊一切時機、拐彎抹角地追問諾獎的事。

在瑞典閑聊時,馬悅然的夫人陳文芬曾跟我提及這趟可怕的上海之行,“運氣很不好,復旦在修路,學校里一塌糊涂,那天王安憶送我們出來時悅然就已開始發高燒,后來越來越熱,他差點死了……42度!陳丹燕就罵我,這個熱度你還讓他來?!”

是的,馬悅然每次來都很“熱”,但這個“熱”卻和他所做的冷門學問沒什么關系。

10月中旬,馬悅然攜妻再次來滬,秋高氣爽,卻趕上了莫言獲獎全國“發燒”的沸點:弄堂、劇院、高校、中學,他們夫婦倆遭遇了最熱烈的圍觀……期間,陳文芬曾給好友發過條無奈的短信:“我明白我們跟中國之間就是這樣了,中國作家沒得獎,就怪悅然一個人,得獎了以后就莫名攻擊得更加厲害。”

其實,馬悅然此次中國行是早已計劃好的,和諾獎剛頒給莫言并無關系。5月在斯德哥爾摩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他就提及今秋會來滬分享翻譯觀,推介他自己翻譯的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2011年諾獎得主)的作品《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中文版。

然而,10月21日下午的新書發布會上,三十多家媒體爭相擠進了上海老弄堂一間不足三十平米的書吧。看見眼前小方桌上鋪滿幾十支錄音筆,88歲的馬悅然似乎有些不適,他微微側了側身,旁邊速記員正緊張地敲打著……“啪噠啪噠”的急促聲響,伴隨底下“莫言”、“諾獎”緊鑼密鼓的提問,把他原本要分享的“特翁”給嚇跑了。

關于莫言,“他們不應該‘開槍’”

“我頭一次跟莫言見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我在那兒當了一學期客座教授。后來有天莫言就來了,我們有一個下午花了幾個小時談話,第二天他又回大陸去了,為什么呢?因為要分房子,我一點兒都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覺得非常奇怪,人家起一大早到大學來馬上就要回去,可是后來聽說沒有分到。第二次是在臺北,他跟9個大陸作家(陳文芬補充:有蘇童、余華、叢維熙、張煒、陳丹燕、池莉等),在臺北住了幾天,有天他們晚上出去看熱鬧,莫言不想去,所以跟我在飯店里喝威士忌溝通(陳:他不小心把一杯酒倒在你褲子上了)。第三個是05年他參加(北京)一個斯特林堡的戲劇節,那天來的中國作家有李銳、余華和莫言等,我們其實沒多少機會見面,但常常通信。

“(陳:你說莫言小說寫得太長了。)我覺得他真的寫得太長了,他04年在《上海文學》刊登了《小說九段》,非常短,只有兩頁,我覺得非常好,馬上把它翻成瑞典文。(陳:我再問一個,因為我們前面在家練習了下,他現在忘了。你翻譯了莫言哪些小說給瑞典學院看?)我開始翻譯的時候,選的是在我看來莫言最好的一個中篇《透明的紅蘿卜》,另外一個是幽默感非常強的《30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還有一些像《會唱歌的墻》和《姑娘翱翔》。(陳:講一個麻子要娶個非常漂亮的姑娘,新婚夜姑娘跑了,飛起來停在樹上不肯下來,村里人圍在樹底下等那新娘下來,悅然很喜歡這個故事。)

“我喜歡莫言就是因為他非常會講故事……你讀莫言會想到中國古代《水滸傳》《西游記》《聊齋》的作者,莫言講故事的能力就是從這些古代說書人學來的,當然他也學過外國作家,但我們不要太注重影響,莫言看了Faulkner(福克納)和Marquez(馬爾克斯)后非常驚訝,他說,我們高密這樣的故事很多,我比得上Faulkner。

“瑞典學院一公布莫言得獎,很多媒體說莫言是共產黨員又是作協副主席,他還抄了《講話》,這樣的人怎么能得獎?他們不喜歡。批評莫言的那些媒體人一本書都沒讀過,他們不知道里面的質量是什么,他們不應該開槍,這讓我非常生氣(陳:悅然曾批評瑞典媒體,要是你們都不讀書,憑外表評判作者,這是很可怕的,這是知識分子的懶惰)。我讀過莫言很多作品,也讀過很多當代小說作家的作品,但沒一個比得上莫言敢批評中國社會黑暗和不公平的現象,那些跑到外國去非常愛講話的人,他們很容易來批評莫言,這讓我覺得非常不公平……還有,《講話》是一個歷史文件,在當時對發展中國文學所起的作用是很強的,沒有這個文件可能就沒有趙樹理等人,正因為有《講話》才會有新的文學,但它以后的影響太壞了。”

馬悅然與妻子陳文芬在“燕鼻子住客之家”公寓樓家門口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李乃清/圖)

“南坡居士”,在另一個世界游蕩

馬悅然說話,語速緩慢、調子沉穩,但他動起筆來則機敏活潑,十足老頑童。

“2004年拜讀了老莫(即莫言)發表在《上海文學》的《小說九段》之后,我才明白微型小說到底是啥子。從那時起,要是沒別的事做,我偶爾會寫一兩篇微型小說自娛。”他以“南坡居士”署名,用中文陸續寫了60篇“微型小說”,合上“臺灣小妖”(莫言對陳文芬的稱呼,“她文筆快捷、精巧玲瓏,與蒲松齡筆下人物好有一比,故贈此諢號與她,不想竟這樣叫開了”)40篇小品文,兩人聯袂推出了一部筆記體小說集《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

馬悅然這位“洋居士”的微型小說別具一格,嘻嘻哈哈仿若酒后戲言。時而,他神游中國古代:騎著自行車回南北朝找尋子夜姑娘(《子夜歌》作者),讓“李白那酒鬼”和講究平仄的“杜老”來段風馬牛不相及的對話,跟辛棄疾李清照他們對飲談情發牢騷……談古論今“擺龍門陣”,他用的是夾雜“啥子”、“莫來頭”的川話語體,還用起“日每日”、“做那個啥”這般勁道十足的山西方言,學曹乃謙寫他們北溫窯的村里人……連老莫讀后也嘆服,贊其妙思“有孩童般的惡作劇,有圣哲般的睿言慧語,時而讓人忍俊不禁,時而讓人掩卷沉思”。

今年5月,本刊記者曾至馬悅然家中專訪。在斯德哥爾摩城郊的“優斯宏”,這位世界聞名的漢學家過著素樸的書齋生活,他的經濟來源依靠退休金(他曾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任教)和寫作收入。老人并沒房產,長期租住在“燕鼻子住客之家”養老公寓。據陳文芬介紹,“這里很受歡迎,許多人申請要等15年才能排到隊,入住的全是年過65歲的老人。”走在前頭的馬悅然立馬轉身,向她溫柔地糾正道:“但你是這里惟一的例外。”

自1998年入住以來,馬悅然搬了幾次家才換到現在位于二樓的風景更好的房間。那是暮春時節,屋外“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夫婦倆帶我一路親近自然,“白玉蘭、迎春花、山毛櫸,波羅的海邊還有瑞典特有的柳樹。”我們看到一株櫻花,“它名字很特別,翻譯過來是‘鳥的櫻花’。”我半開玩笑:“聽上去像罵人。”馬悅然反應極快:“那就不是niǎo,是diǎo!”說到他的強項(中國方言和古漢語音韻研究)上了,老人朝我眨巴下左眼,得意地笑起來。

馬悅然的寓所不大,兩室一廳不過70平米,中間十來平米的客廳就是他的書齋,屋內裝飾簡單,墻上幾聯蜀繡書法是他岳父(已故妻子陳寧祖的父親)所贈,另有幾幅老友高行健的畫作。書柜中最醒目的是日本人諸橋轍次編纂的多卷《大漢和辭典》,這是馬悅然最常用的中文工具書。客廳正中長條大方桌上,放著各地寄來的樣書、刊物和他的戴爾電腦。陳文芬笑道,“他也上網。每天都被給到很多資料。我們家現在幾乎是個廣播臺了。”

這間小小的書齋,像是獨立于中國文壇之外的一座小星球,它的光閃頻率時常影響到中國作家群的心緒;這里的主人是諾貝爾文學獎18位評委中惟一精通中文的漢學家,他經年累月、孜孜矻矻地翻譯了自上古至當代的大量中國文學作品。

他愛《國風》里的“辣妹子”,讀南北朝《子夜歌》會引起自己的情欲,欽羨“8世紀我的同胞們穿著熊皮在林中過著野蠻生活時,唐朝詩人在創作律詩和絕句”,他希望自己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東,就和辛棄疾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

多年前馬悅然以中文寫成自傳性文集《另一種鄉愁》,這部作品的瑞典文版取名為《在另一個世界游蕩》。這位身在瑞典的“南坡居士”,一直都“在另一個世界游蕩”。

“馬可汗”中國行

1944年,遙遠的北歐,那個姓馬爾姆奎斯特(Göran Malmqvist)的瑞典小伙還在烏普薩拉大學修古典語文。“當時的人生目標是當個高中拉丁文和希臘文老師。”閑暇時,他讀到一部英文版《生活的藝術》,“林語堂的英文比一般英國學者還好!發現他對道教興趣很深,于是我立馬到圖書館借來《道德經》,但我發現英、法、德3種譯本區別很大,就去請教當時著名的漢學家高本漢,問他究竟哪個譯文最好,他答:‘那些譯本都一樣糟。只有我譯的是好的。’于是借給我那時還沒出版的手稿。一星期后我還去時,他就問我為何不直接學中文。我做了決定,1946年秋就去斯德哥爾摩跟隨高本漢老師學中文了。”

當時歐洲的中文授課頗似中國古代私塾,一句漢語都不會說的他,以《左傳》入門,比中國學生還古典地學了兩年。“現在的讀者會認為《左傳》文體古老難懂,其實里頭有很多當時的口語對話,很有戲劇性,精彩極了!”1947年,他偶然開始把中國文學作品翻成瑞典文。“我記得我所翻譯的頭兩篇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歐陽修的《秋聲賦》。1965年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后才開始大量翻譯中國上古、中古、近代和當代文學作品。”

父親曾任中學教師,他從小跟著家人遷徙各地,習慣用耳朵記方言,也善說方言。1948年被高本漢派到中國調查四川方言時,他還說不了太多日常會話,但從上海到重慶,再到成都,他僅用兩個月便粗略學會了可應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話,此后就一頭扎在峨眉山下報國寺內做了8個月的方言調查。“當時我的中文名是馬可汗,當地人說,在這里叫可汗可不行,后來朋友幫我取了馬悅然這個名字。”

起初,寺里小和尚都有點怕這個“馬洋人”:“他鼻子好大!他眼睛是綠的!摘了眼鏡,他眼睛是混的!好嚇人哦!”當小和尚們發現他并不像傳說的那樣“吃小孩”,便視其為朋友。“我永遠都會記得小和尚們每天晚上用清脆的聲音高高興興地唱著一首內容憂郁的經文:‘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但念無常,慎勿放逸。’小和尚如果都還在世,現在也該是快60歲的老人了,時間過得太快!阿彌陀佛!”

馬悅然和四川的情感很深,這個“中國洋女婿”最愛川菜麻婆豆腐:“為什么呢? 因為好吃。為什么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會欣賞,怕不辣的人肯定會欣賞。”老人的口味到現在還是“辣”的。

1956至1958年間,馬悅然在瑞典駐華大使館工作,“從學術方面來看,那3年沒什么收獲,但我有機會跟一些作家見面。56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非常自由,‘百花齊放’,但57年春天就開始緊張起來了……我也不喜歡外交官的生活,非常無聊,每天有人要請你吃飯,應酬太多了。”

沈從文的湘西,曹乃謙的雁北

半個世紀以來,馬悅然譯成瑞文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不計其數,據說,50年代仍健在的及后來的中國知名作家,他大部分都見過,并與其中多位成了好友。

5月10日專訪那天,恰逢沈從文祭日,馬悅然回憶時有些傷感:“我們81年、82年時見過兩三次面,記得我頭一次去拜訪,他的妻子張兆和就悄悄跟我說,‘千萬不要問他古董的事,他一開始就講不完了。’沈從文是個好人,問他關于丁玲的問題,他就說‘丁玲跟我是好朋友’,完了,就不說了。丁玲對他有很多攻擊,但他不說人家的壞話。那時我在北京只有幾天,要趕很多采訪。我們11點多到沈從文家,還有汪曾祺陪著,在他家里,我就聽到廚房咚咚咚地在準備,到1點鐘我站起來說要走了,他們看起來很失望(陳在旁安慰:外國人和中國人習慣不同,別太難過了。)”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去世,“當時是龍應臺先問我,你知道沈從文去世了嗎?我說沒聽說,就給在瑞典的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打了個電話,說你能不能告訴我沈從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說,誰?我說沈從文。他又說,誰?我馬上就掛了!他是文化參贊,卻沒聽說過沈從文這個名字,我非常生氣!當時我在(瑞典)學院開會,那時是主席,會議結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個議事錘),敲得很大聲,報告給大家說,沈從文去世了。”

“沈從文是五四運動以來我最欽佩的作家。……在我的散文集《另一種鄉愁》里我把沈從文說成是‘鄉巴佬、作家與學者’。而乃謙是一個真正的鄉巴佬……”

1990年代初,馬悅然在一本山西文學刊物上發現了山西作家曹乃謙。這個“鄉巴佬”筆下的雁北,就像沈從文的湘西一樣讓他感動,“溫家窯離我瑞典家鄉有幾千光年的距離。雖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覺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會計以外,都是我的同胞們,都活在同一個世界里,在同一個蒼天之下。”他深信,“要是沈從文在世,他也會欣賞”。

2005年,馬悅然去了“溫家窯”,“吃油糕,吃莜面,住窯房,聽乃謙唱要飯調”,村里人聽這老外說這說那盡是自己村里的人和事,連南梁、西溝、圪塄地這樣的地名他也知道,驚得直嚷嚷:“這老外簡直簡(“簡直簡”是雁北方言,加強語氣)是太日能了。”喜歡民間文化的馬悅然,說趙本山的小品“好玩兒。俗氣一點沒關系的。”他和陳文芬結緣,最早就是一起去看臺灣相當本土的小西園布袋戲。

馬悅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是真到魂牽夢縈的地步了:“1958年,我頭一次到上海博物館,看到剛出土的一個青銅器,很大,非常漂亮。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我夢到我到博物館去,那時我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所以我就找到那個博物館的管理員,問他這個大青銅器多少錢。他說這是博物館的,不賣的。啊?我說,這個可以商量嘛。最后我說服他帶我去見領導:哎,你這東西到底要多少錢?他就要告訴我多少錢時,我就醒過來了。醒來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不該這樣的。”

“俱往矣!”

人物周刊50年代的中國作家,誰跟您最合得來?老舍先生?

馬悅然:那是當然!老舍在英美都呆過幾年,看慣了外國人,跟他講話很自在。他那時是作協副主席,56年是個好年頭,是“百花齊放”開始的那年,你可以跟中國作家見面,尤其是你認識老舍就好。你可以先請老舍來,以后就跟另外的作家說老舍答應來了,那就沒有危險了。但那時沒多少中國作家,馮至、卞之琳是之后的。馮至是很好的詩人,卞之琳也是,他的詩不好懂,就是一個朦朧詩人,北島、楊煉、顧城他們說他們發明了朦朧詩,其實卞之琳比他們朦朧一萬倍了。

人物周刊你跟艾青也挺要好的?

馬悅然:對!我認識他是在1979年他平反了以后。他在57年就被戴上右派帽子,79年冬天平反后回到北京,作協宴請他,周揚就講幾句話,他說,“啊,艾青同志,我們錯了。”8個字艾青站起來就說,“俱往矣!”3個字。(笑)這是艾青告訴我的。

他跟我講,在延安時,有一天毛澤東找他:(模仿毛的口音)哎,艾青同志啊,你可以打聽一下這個朋友們吶同志們吶,談論什么東西了,回來給我報告啊,對我有什么看法啦,你給我談一談嘛。(笑)艾青當時沒有。你知道延安座談會是在1942年5月,艾青是在1942年秋天,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叫《了解作家,尊敬作家》,這個當時打擊很大。在座談會以后還敢這樣說。當時沒什么,但后來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了。

人物周刊說說您當年和錢鍾書先生的見面?

馬悅然:那是1981、1982年,當時我是歐洲漢學學會的會長。他見我就說:哦,你來到我們這個動物園,看哪些動物了?我們這個(《中國文學手冊》)一共4冊,小說、短篇小說、戲劇跟戲曲,但我們準備專門做個討論散文的,我就去問錢鍾書。他說,哦,中國有人寫散文嗎?這我倒沒聽說過。(笑)哎呀,他厲害,沒聽說過,哈哈哈。他對我們這個計劃有些懷疑,覺得沒多大意義。但做完后再去看他,他的看法就完全改了。他認為那里面有很多被遺忘的作家,我把他們拿出來了。

人物周刊您和曹乃謙的關系很好,說說對他的印象?

馬悅然:鄉巴佬了,他人好極了,非常老實。他是警察,但一點兒都沒有警察的架子。我知道很多中國當代文學的專家不太喜歡乃謙,曹乃謙、蘇童的小說,他們覺得沒什么文學價值。我不知道為什么呢,他們根本就沒看懂。

曹乃謙跟蘇童之間的距離有一億八十萬里之遠。乃謙的小說,無論主人翁多么貧窮,多么笨拙,他或者她還保存著一種中國農民固有的人道之根。蘇童的小說《米》是我所看過的最可怕的小說,里面沒有一個好人,都是壞的,男男女女,都壞透了,好像都盲目地走到沒路可走的深淵,非常嚇人的一個故事,我真的看了心里很不舒服,就是因為那種惡。我頭一次見蘇童的時候,他就像一個高中生,真不知道他哪來這種生活經驗。

不僅蘇童,還有殘雪,非常天才的一個女作家,我一直都很喜歡她的作品。但我發現,在中國,跟中國作家談到她,尤其是男作家,就說,嘿!她不行的,那個女人腦筋不對。她寫得那么亂,不像是個好作家。其實她是中國作家中突出的一個,中國的卡夫卡了。

(實習記者張玥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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