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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瑞士著名漢學家勝雅律教授

勝雅律教授走出瑞士比較法研究所辦公樓的時候,特意帶了一個小型數碼相機。“我們可以在外面拍兩張合影”,他用流利的漢語說。看來勝教授興致不錯。在采訪之前給他發的電子郵件中,記者已說明這次要談的主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想必他已就這個話題作了一定的準備。


  今年64歲的勝雅律是瑞士乃至歐洲著名的漢學家和法學家,他自1975年到北京大學留學后,就再也沒有中斷過與中國的緊密聯系,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他來說如同親歷。


曾無法就讀北大法律系

  “我經常去中國,而且一直在關注中國的事情,所以要讓我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變化,我覺得那是一種逐漸的變化,我的感受也是一種逐漸的感受。”采訪開始了,記者本來期望勝教授能像某些外國人一樣,說出類似于“中國變化太大了,太驚人了”之類的語氣強烈的話,并舉出不少能反映出其“強烈感受”的事例,沒有想到他的回答卻很平淡、簡短。


  記者突然想到勝雅律早年是攻讀法律專業的,他現在仍以法學家的身份兼職于瑞士比較法研究所。但是他1975年至1977年在北大留學期間進修的卻是歷史和哲學專業,為什么沒進修法律呢?


  “那時候全中國只有兩所大學開設法律系,一個是吉林大學,一個是北京大學,而且法律系是不對外國人開放的,”勝教授開始解答記者的疑問、“當時限制得非常嚴,我不能與法律系的人有任何交往。雖然當時我住在北大南門第四宿舍,離法學系只有100米左右,但不能同他們聯系,不能接觸。”


  他說,如今中國所有省、自治區的主要大學差不多都設有法律系,而且所有系都對外國留學生開放,“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勝教授還講了他留學期間的一件趣事。那時候在中國的外國人,特別是白種人很少。許多中國人看到他都猜測他是阿爾巴尼亞人,因為當時阿爾巴尼亞是中國最親密的“戰友”。如今在中國的西方人和白種人太多了,不可能再有人猜測他是阿爾巴尼亞人。


提前感知中國變化動向

  勝教授接著回憶說,對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他其實在1976年末就有某種預感。那時中國官方媒體重新開始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


  到了1977年,中國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的動向就更加明顯了。比如到北大圖書館閱覽室讀書的學生日益多了起來。“1976年我去閱覽室讀書基本上是孤苦伶汀,很少有人,因為他們都在寫大字報。但是從1977年開始,閱覽室里逐漸就找不到座位了”。


此外,勝教授清楚地記得,1977年7月21日,新華社發表了一則與法規有關的消息,即國務院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管理條例(試行)》。官方媒體已有多少年沒有發布過法規方面的消息了,勝教授認為這意味著中國重新開始重視法制建設了。


  勝教授表示,上世紀70年代末的時候他還從哲學的角度分析了中國的國情變化,這得益于他在北大留學期間進修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毛澤東的(矛盾論)。


  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政策,是因為領導人認識到了中國當時主要社會矛盾的變化。在他留學的那幾年,階級斗爭被認為是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到了1978年,中國領導人認識到階級斗爭不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之間的矛眉”。


  了證實自己分析得正確,勝教授一邊說,一邊從隨身所帶的一疊材料中找出一頁紙給記者看。原來這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總綱第一頁。上面寫道:“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其他矛盾應當在解決這個主要矛盾的同時加以解決。”


改革開放體現深謀遠慮

  教授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無疑是一項正確的政策,這項政策使中國的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步。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國對外交流增多、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擴大……許許多多顯而易見的成果不必細說。


  他說,即便是在西方所關切的人權方面,中國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而且現在中國在人權方面持相當開放的態度。


  勝雅律教授以研究并向西方介紹中國的“三十六計”而聞名。他于1988年首次推出介紹三十六計的《智謀》(德文版)一書。專家認為,該書不僅把在中國廣泛流傳了幾千年的民間智慧精髓進行系統的總結并介紹給全世界,而且從此建立起了一門得到各國學者熱情研究的學問——現代智謀學。


勝教授對記者說,他最近又有一本研究中國人智慧的新書《謀略》問世。之所以取此書名,一個主要原回是他認為中國人善于進行長遠規劃,這一點西方人有所不及。他舉例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如今己持續30年,而巨還要繼續下去,這顯然是一項深謀遠慮的政策。此外,鄧小平曾提出“堅持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這是多么長遠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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