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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早期文獻的一個假設

艾 蘭(美)

    目前已經發現的與中國早期文獻有直接關系的三批戰國楚簡為(1)郭店楚墓竹簡,(2)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3)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其中,郭店一號墓被鑒定為約公元前300年的墓葬。這三批竹簡上文字的字體、風格與結構非常接近,因而,這三批戰國竹簡出土墓葬極可能是同一時期的產物,但每批內容之間有一些差異。郭店楚簡的內容以哲學為主;上博楚簡的內容則更為多樣,其中既包括哲學,也包括歷史、詩歌;目前,清華簡還處于陸續出版階段,但就已發表的內容來看,包括《尚書》以及與《尚書》相類似的大量歷史著作,還有新近出版的《系年》。目前發現的大多數楚簡雖然是前所未見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內容和現存古典文獻有密切的關系。

    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出土竹簡文本常常很短,類似于章或篇,而非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多篇章長篇文獻。這種以短篇占絕對優勢的情形,也許是墓主親屬選擇并請人抄錄了長篇著作中的部分,以代表全文陪葬的結果。然而,這些篇章被抄錄到竹簡上的方式使得這種解釋未必能成立。每個墓葬里的竹簡的書法風格不一,顯然是經過幾個人抄錄。因而,它們更有可能被理解為被墓葬主人生前出于對它們的喜愛而收集起來的,而非以陪葬為目的找專人抄錄的書籍節本。此外,每組捆在一起的竹簡之間也常常沒有明顯的關系。如果它們是從長文本中摘抄出來的,那么每組竹簡應該和原書的篇章對應,但出土竹簡平常沒有此種關系。

    盡管當今流傳的早期中國古代文獻以多章節、長篇為主,但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它們都由一些零星和片段的文字組成。這些組成部分被歸到同一個文體或者被放在某個思想家名下,因而建立起聯系。(這些現象對于成長于另一個文化傳統中的研究者而言,會顯得更為令人驚異)此外,構成這些長篇文本的各部分之間,往往缺少清晰的邏輯聯系。而且,長篇文獻的組成部分之間缺少相互引述,似乎某一片段的作者不知道其他篇章的存在。這一切都表明,這些流傳已久的文獻,當初并不是作為一個整體被創作,而是被后人收集、整理的結果。因而,根據近來發現的戰國竹簡文獻的狀況,我認為,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中國早期文獻的性質和發展脈絡。接下來,我將基于近期出土的戰國楚簡,而非漢代流傳下來的文獻,提出一個假設。這些用于書寫以及傳播的物質材料例如牘、冊以及帛書,對于闡明我的推論來說,顯得尤其重要。此外,由于我在這里只是提出一個初步的觀點,所以,它難免籠統和粗糙,但我希望這一問題的提出,能夠激發大家對此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

    我的假設是:中國早期文獻最初以短章的方式流傳,當時最普遍的傳播媒介是木、竹質的簡、牘和竹、木質簡冊。就牘而言,雖然由于其大小不一,會使得它們所能夠容納的內容也不等,但無論如何,這種傳播媒介的空間還是有限的。竹簡是古代文獻傳播最常見的物質媒介。竹簡書不一定長,但竹簡的延伸性,使得它們有可能容納更多內容。但同時,竹簡的物質材料使得一組竹簡的數量受到限制。絲帛比較輕,因此,如果將之制成成卷,則有可能在上面抄錄很多的文字。

    我們對“牘”的早期歷史尚不清楚。甲骨文表明,竹簡(或木簡)應用于商代。例如,甲骨文中的“典”這一字形,顯示了兩只手握著竹簡,有的字形下面有代表祭壇的形象(示),有的有口形符號,可能代表用口讀:(圖)

    甲骨文中的“典”顯示出當時人們對于祖先的書面呼吁,請求幫助或解除某個咒語。目前,我們尚不能斷定,商人是否在祭祀以外的場合運用竹簡書寫跟祭祀無關的內容。 

    根據西周青銅器上的冊命書,我們可以斷定,周王發表的講話,先被記錄在竹簡上。因為這一委任,會在慶典儀式上由一位官員,而非周王本人宣讀,所以,他們必須事先準備講稿,并在宮廷備案,同時也抄錄一份呈給被任命的官員。正如我近期指出的(見《光明日報》2010年12月20日),這些官員在儀式上的講話文稿,可以被視為中國最初的文獻樣式。甚至,這些任命書的文稿,便可稱為書。其中,有些是真正出自西周的文本,這種宣告的簡冊或許最初被西周王室或諸侯的宮廷收藏,但同時也因為贈送給官員,而被獨立傳播。

    在春秋后期或戰國時代,人們開始將同類文本進行歸納收集,其中包括《詩》、《書》、《禮》,門徒們也開始記錄他們導師的言辭。這些收集起來的文本開始傳播,特別是同一導師的門徒之間,并被聚集為規模更大的文集。這類的文集不一定有順序。更為重要的是,它們的內容往往有一個開放性的結尾。我這么說是為了說明,有文集以后,更短的文集和單篇文章還同時流傳,這些文本也被組合起來進行傳播,也可能經過添加、刪減或修訂。而不同的人對于文本的收集與組合也不盡相同。例如,孔子的《書》和墨子的《先王之書》既有相互重合的地方,但又顯示出差異。 

    這里,我們必須牢記,漢代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學術環境和戰國時代有很大差異。我們所知的先秦文獻醞釀和傳播的戰國時期,有著極其活躍的學術氛圍。那時的學術范圍超越了任何一個諸侯國的國界。的確,在近年對于楚簡的發現顯示,戰國時期的傳播和學術活動之廣泛與程度之活躍,遠遠超出我們以前的想象。那時不僅出現了不同哲學學派之間的競爭,而且在同一學派中,也出現了弟子之間對主流地位的爭奪。這種情形和漢代的皇廷指派博士重建五經及統一修訂文獻版本的情況大相徑庭。事實上,戰國時期由于各國文字不同,諸侯各自為政,根本沒有統一文獻版本的條件和手段。

    因此,形成我們目前所知的長文本的關鍵,不僅是在較長的絲帛上抄錄連綴了一定數量的短篇文獻,而且政局的統一也是另一個必要條件,這二者缺一不可。在長的帛卷上抄錄文獻的過程,不但為那些先前流傳的短篇文獻的排列提供了明晰的順序,同時也為之提供了一種清晰的范圍。中國絲綢的編織始于新石器時代,但何時被用作書寫材料,則無從考證。而且,絲綢的運用,不一定意味著長篇文獻的產生。例如,“楚帛書”出土于長沙子彈庫,大約與上文提到的楚簡同一時期。它并不是很長的絲卷。其長度為47厘米,寬度為38厘米,上面書寫了不到一千個字。不過,我們可以做出如下的推斷:戰國時期即使不像竹簡那樣被普遍使用,長的帛卷也會被用于書寫。其上的內容由記錄在竹簡上的短篇文獻組合而成。然而,在秦朝焚書以后,為了統一各國文字,漢代必須用隸書將所有文獻統一抄錄,并將特定篇幅的文獻組合、抄錄成帛卷上的“今文”文稿。這一過程使得它們具有了特定的秩序和內容,且形成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古代文獻。

    這個推斷的價值之一在于,它有助于解釋自漢代以來一直困擾中國文獻傳統的真偽問題。此外,即使書寫于帛卷上的版本在漢代變得明晰以后,仍然有簡短的“古文”竹書和早期絲帛稿本流傳,并被收藏于皇家圖書館。以上假設說明,這種松散的古文文獻,來自于學術氣氛寬松活躍的戰國時期。它們既是中國文獻的最初形態,也是漢代新訂隸書文本的來源。(沈亞丹譯)

原載: 《 光明日報 》( 2012年01月09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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