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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瑜:文化研究視域下英國領事夫人筆下的新疆形象書寫策略

張文瑜 :文化研究視域下英國領事夫人筆下的新疆形象書寫策略

 

        自英國在新疆南部重鎮喀什噶爾(現在的喀什市)建立領事館的1908-1948年間,有兩位英國領事夫人來此居住,寫下了游記,記錄自己在新疆的旅居生活。首位英領事夫人凱瑟琳·馬嘎特尼(Katherine Macartney)以她17年的喀什旅居生活為藍本,著有《一位外交官夫人對喀什噶爾的回憶》(An English Lady in Chinese Turkestan, 1931,后簡寫成《回憶》);最后一位領事夫人戴安娜·西普頓(Diana Shipton)撰寫了《古老的土地》(The Antique Land,1950),記錄兩年隨丈夫在新疆進行的探險活動。長期以來,對她們游記的研究主要是從史學角度,將其當作了解彼時喀什社會文化生活面貌的重要史料[1],忽略了游記書寫中作者自身的文化影響以及彼時的社會歷史語境,鮮有從文化研究的視角進行考量。

    考量到游記作者的英國領事夫人這一政治身份,及其產生的特定歷史背景,本文主要采用文化研究的視角,從旅行書寫與異域形象的關系著手,結合彼時的國際語境以及新疆的社會歷史語境,以首位英國駐新疆總領事夫人凱瑟琳的旅居書寫為分析文本,說明旅行書寫中隱含的帝國書寫策略——挪用、否定貶低、審美、自我確認,以及個人化,從而將新疆塑造成有停滯的、蒙昧軟弱、卻又充滿異域風情的形象,一方面激發國內讀者對新疆的占有欲望,另一方面強化英國(人)的先進性和優越性,美化和合法化英國侵掠新疆的種種行為。

       

一、 跨域旅行書寫與異域形象的建構

       旅行書寫,作為一種旅行的呈現、再現和表達,深受讀者青睞,因為旅行書寫分享了跨域經歷的印象與記憶,不僅滿足了讀者對未知的異域風情的欲望,更激發了讀者對異域形象的想象。傳統上,真實旅行的書寫被當作旅行的忠實記錄,成為史地學家研究歷史與地理的重要素材。但隨著上世紀六十年代文化研究的興起,現代跨域旅行成為一種跨文化實踐,沖突的空間實踐,涉及如何占有空間、如何在空間移動、如何使用、如何繪制地圖以及如何表征。作為一種跨界行為,旅行不再是單純的個人獲得知識和自我身份的個人行為,而是“浸染著階級、性別、種族和某種語言”的一項重要的文化、政治行為[1]。相應地,現代跨域旅行書寫成為一種政治性介質——異域文化的闡釋性文本和異域知識的建構文本,展現了旅行書寫者對被旅行地的權力關系。

       跨域旅行書寫出現了表征危機,不再被認為是整個旅行的真實客觀再現,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作者自身的身份與價值觀影響的過濾生產,是一種話語。正如美國文化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E.W.Said)所說:“作者并不是機械地為意識形態、階級或經濟歷史所驅使;但是我相信,作者的確生活在他們自己的社會中,這在不同程度上塑造著他們的歷史和社會經驗,也為他們的歷史和經驗所塑造。”[2]這些旅行者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他們的旅行,但他們對表述什么?如何表述?作出了選擇。這種重新的組織、整理和選擇處理,以及講述方式受到了語境、修辭、制度、政治和歷史、作者身份等方面的多元決定,也注定會產生不同的異域知識和文化形象。

        由此,旅行書寫中的異域形象不是單純地對現實的復制式描寫,而是更多融入了書寫者情感和價值的想象性建構,甚至是書寫者社會的集體文化想象物的投射物。英國文化翻譯家蘇珊·巴斯耐(Susan Bassnett)聲稱:

旅行書寫者是為了國內的消費者而創造他國文化形象的,因此,注定了將異國建構成他者。盡管旅行記錄看似無辜,但總是攜帶著意識形態的維度,因為旅行者是從某一特定視角處理他/她的材料的......文本是為那些無法獲得被描述文化的讀者而寫的。[3]

為了迎合國內讀者的文化想象與期待,旅行書寫者創造了一個他者的形象,但這種創造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在書寫者、讀者或國家意識形態的允許范圍之內,是受到作者的先見影響的。也就是說,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文化中,對他者形象的塑造是不能任意而為的,旅行書寫者既是社會集體想象物的建構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集體想象的制約。有些形象甚至是程序化了的,是一種編碼,如西方對東方的他者形象的描寫刻畫,在薩義德看來,就是一種知識的建構,并通過體制與旅行書寫將這種知識固定化并延續下來。

    作為他者的異域形象,不僅是為了本國的讀者所創造的,更是在“我”(陳述者或注視者)與“他者”(被陳述者與被注視者)的互動之中產生的,是為言說“我”而存在的。“‘我’要言說‘他者’,在言說他者的同時,‘我’又否定了‘他者’,從而言說了自我。異國形象便表現為一種次要的語言,它與‘我’的敘事語言平行、并存,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替代后者以講述出......其他話外之音[4]。這種對立否定的“他者”形象卻成為一種與旅行敘事平行的話語,傳遞出敘述語言之外的、注視者不愿表述或承認的文化事實。因此,對異域形象的研究重點其實是書寫者、陳述者,而不是被陳述者。 相應地,對異域形象的探究,不是要探明“形象的真偽程度(就描述而言,所有的形象都是不真實的)”,而是致力于研究該文化與異域文化的關系,研究一個或多個價值體系——描述的各種機制能夠建立的基礎”。[4]因此,在閱讀二十世紀上半葉英國領事夫人的新疆游記時,不能單純地將它們看作是對彼時新疆的真實呈現,或是通過史料比對這一形象的真實性,而是要追問“是誰在說?是誰在寫?什么時候?在哪里?和誰在一起?寫給誰看?說給誰聽?在什么樣的制度和歷史限制下?”[5] 游記成為一種話語。正是基于如此的文化研究理論視角,本文研究的重點主要是書寫者,考察這些作品是如何被書寫的,塑造了怎樣的新疆形象?使用怎樣的話語?書寫的意識形態基礎及其機制是什么?

 

    二、領事夫人書寫的社會語境

        作為話語的異國形象既生產也反映其社會語境,因為任何異域形象的產生都與時代背景密不可分,正如法國文學評論家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所言,“一切形象都源于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系的自覺意識之中,即使這種意識是十分微弱的。”[4]自我與他者是一種主體間性,二者的關系也受制于當時兩國的政治歷史語境,講述二者關系的形象具有不確定性.注視者在塑造異域形象時受到身份、先見、觀看異域的時間、距離、頻次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考據當時的國際形勢、英國與中國新疆的關系、作者身份等政治文化要素成為考量外交官夫人筆下的新疆形象的關鍵。

    新疆之于西方從不陌生,而是充滿了吸引力。通過《馬可波羅游記》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的英譯本的記述,在歐洲人眼中,新疆更是充滿了神秘、傳奇、異域風情和古老文明。作為古代連接東西方絲綢之路的主場地,新疆自古具有了商貿、文化交流和軍事要塞的重要地理位置。自1858年,印度完全被納入英國殖民統治后,從地中海到印度之間的廣大區域都成為英國的必爭之地。十九世紀下半葉,恰逢清朝衰落與瓦解,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新疆成為一處開放地,成為英、俄等歐洲國家競相爭奪的角斗場。英、俄兩國甚至在新疆南部重鎮喀什(原名為喀什噶爾)建立了領事館,擴大在新疆的勢力,新疆不經意間成為兩大帝國爭奪的前沿。

    正是在這種國際歷史背景之下,第一位領事夫人凱瑟琳·馬嘎特尼于1898年與喬治·馬嘎特尼結婚后,便從英國,穿過茫茫中亞來到喀什,并在此旅居長達十七年。作為外交官夫人,她必須站在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立場上,況她的丈夫是一位職業政治家,對英國的政治更是忠心耿耿。英帝國于19世紀末達到頂峰:此時地球上85%的面積,已被貼上殖民地標簽,帝國滲透于英國的各個生活層面不被帝國主義涉及。英國渴望打通埃及與印度的陸地聯系,占有更多的土地中國新疆便成為英國的覬覦之地。更重要的是,凱瑟琳深知新疆對于英國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與自己丈夫的政治職責:

從政治上講,中國新疆對我們大不列顛人來說,是令人感興趣的。首先,它與我們的克什米爾的領土接壤,盡管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存在而交通狀況及其艱難,在葉爾羌和喀什噶爾卻有一大批英屬印度商人,他們驅趕著由馬匹組成的駝隊,從印度運來香料和曼徹斯特細棉布,又從這里向印度運去新疆的貨物,如金子、玉石、和田地毯......中國新疆,或更準確地說,它的西南部分,就像阿富汗一樣,處在中亞把印度和俄國隔開的地區;處在中亞把印度和俄國隔開的地區;由于俄國人一直向南擴張其邊疆,維持這些起隔離作用的地區或起緩沖作用的國家的現狀,對我們來講,就是一件值得關注的大事。.......安排人盯著點是非常必要的。[6]

    在彼時的新疆,英國的真正對手是俄國,需要拉攏的“朋友”是中國新疆,英國要以中國對抗俄國,從而保護自己的利益。作者丈夫的兩個任務:“一是照管我們在那里的(英籍)商人的利益,二是監視俄國人在克什米爾邊境方向的活動。”[6]這就決定了凱瑟琳對新疆的管理者漢族人與少數民族富人的“好感”,因為她認為只需將牧羊人拉攏過來就行,至于羊群,是不用估計他們的感受的。正是出于英國與新疆的復雜關系,凱瑟琳筆下的新疆形象也是復雜多面的,她對新疆的書寫更是立足于當時的英國對新疆的戰略之上,投射出英國的欲望。


三、凱瑟琳筆下的新疆形象與書寫策略

    凱瑟琳的身份和對新疆的先在認識,影響著對新疆形象的塑造。相對于十七年的生活,這本回憶錄式的旅行文本是單薄的,只有184頁,只挑選了些個別事件對自己的喀什旅居生活做了圖式化的呈現。全書共十四章,其中三章都是在寫英國與喀什之間的旅途艱難,但一家人都很勇敢、沉著、不畏艱難。其余十一章,通過選擇日常生活中一些具有一定特征的人與事進行描述,強化了英國與中國新疆的差異性,塑造了新疆形象,并通過對比言說了自我。

(一)停滯的新疆與占用的書寫策略

    新疆的考古探險始于十九世紀末,一方面是隨著非洲、美洲大陸探險的結束,神秘的中亞大陸成為探險者的誘惑之地;另一方面是沙漠中發現了古城遺址,吸引了歐洲學者的注意力。1890年在羅馬召開的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決定組建一個西域和遠東歷史、考古、語言與民族國際考察委員會1902年在漢堡召開的新一屆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這個西域國際考察委員會最終組建起來了。其總部設在西方列強中離西域最近的國都——俄京圣彼得堡。在國際委員會之下,還設立了各個成員國的國家委員會,由此,新疆,作為中亞的腹地,一處未被探考的,未被占有之地,吸引著一批批的歐洲探險者,掀起了各種探險熱潮。多數新疆探險都是東方學委員會促成的。東方學是“通過作出與東方有關的陳述,對有關東方的觀點進行權威裁斷,對東方進行描述、教授、殖民、統治等方式來處理東方的一種機制;簡言之,將東方學視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7]從這種文本生產的機制看,對新疆的旅行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運作、西方權威的確定、對新疆的占有。

    英國外交官夫人的身份使凱瑟琳認識大多數的探險者,甚至與有些人成為朋友,如奧利爾·斯坦因,馮·勒柯克。但她只是簡略地概述而過,采用了典型的“占有”(appropriation)書寫策略,為各國探險考古者對新疆文物的掠奪提供合理的借口。“占有”作為一種常用的帝國書寫策略,是指西方認為地球上的一切理所當然是屬于“文明”與“人類”,[8]而西方最能代表“文明”與“人類”,由是成為地球的合法繼承者,剝奪了非西方的本地民對自己的土地和資源的利用。凱瑟琳首先將西方人在新疆的尋寶自然化。根據凱瑟琳《回憶》中的記述,當時的俄國領事彼得羅夫斯基和她的丈夫是掀起考古熱潮的始作俑者。其實在馬嘎特尼沒到喀什之前,“有一位英國旅行家——鮑爾上尉,曾意外地在新疆得到了一本手稿,極有文物價值。這件事引起了俄國駐喀什領事彼得羅夫斯基的注意”,并開始搜集各種文書與古器具。而早在1893年,馬嘎特尼“就得到了大量的破碎陶器、石質和金屬印信、泥質佛教人像,35卷手稿——所有這些都是在巴扎上從當地的‘找寶人’那里買到的”。后來他將這些收藏品送到了霍恩勒(Hoernle)教授(加爾各答的一位著名的梵語學者)那里,并獲悉這些手稿是“迄今所見到的最古老的印度文字手寫文書”,“是公園4世紀的東西。”馬嘎特尼與彼得羅夫斯基搜集到的文物文書,使“歐洲東方學者才開始意識到新疆這片大地為考古研究提供了一片新天地”[6]。是歐洲發現并挖掘了新疆的古老文明,本地人是無法勝任這一工作的。

         將異域考古自然化后,凱瑟琳進一步將“占有”合法化。凱瑟琳對探險考古描述中,更是采用了誰發現就歸誰的強盜邏輯。如,英國軍官鮑爾發現的文書便以命名為“鮑爾文書”,并私自占有;斯坦因“首先發現”用紙書寫的樣本,“他一件漢文文書,上面表明的時間與基督在世的時間相同”[6]。探險者從廢墟遺址處帶回了“數量極多的文書——幾乎是用近20多種語言寫成的”,這是他們的“辛勞得到了豐厚的回報”[6]。在探險考古的敘述中,新疆當地民是缺失的,國界也缺失了。作者更是大言不慚地讓讀者到大英博物館,以領略新疆的古代文明,將占有合法化。

        值得注意的是,凱瑟琳對考古的敘述是為了塑造出一個停滯的新疆,為占有新疆提供借口。各種文物的出土印證了“中國新疆過去曾存在高度發達的文明,也會認為這個地區曾是各種外來文化的交匯的。而這一切都出現在古代不列顛人用菘藍中得到的染料繪畫,在原始的橡樹林中,表演各種各樣令人可怖的用人獻祭的儀式的時代。”[6]這種對比說明中國新疆的文明是屬于古代的,現在已然失去了文明,停滯不前了;而英國卻迅猛地從原始部落發展成為一個發達的“日不落帝國”。新疆屬于遙遠的過去,屬于古代,不是西方人當前的競爭者。中國新疆需要英國的幫助。所以“幾個世紀都沒有變化的古城”,在作者到來后慢慢變化,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停滯的新疆被納入了英國的全球發展意識,成為馴化的對象。“占有策略中固有的包含在內與馴化”[8]成為《回憶》重要的書寫特征。《回憶》中有四章都是在描寫凱瑟琳的日常生活瑣事,但從她那簡·奧斯丁式的家庭生活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她不僅樂意遵從英國的性別限制,成為“家庭天使”,而且將她在喀什的旅居生活環境英國化。她不僅從英國攜帶了各種生活用品,包括鋼琴,而且總是從英國或印度郵購所需的物品;她按照英國的方式裝扮了英領事館,秦尼巴克(China City),改造了廚房,親自下廚制作英國食品;甚至從英國帶回樹苗栽種在花園之中。這種對旅居空間的馴化對英帝國的鞏固和擴張貢獻頗大,因為她將有秩序的英國社會觀念,攜帶著英國的文化價值與編碼,輸送了英國之外。當時的新疆也開始有更多的歐式建筑,甚至漢族官員都穿西裝、系領帶了。戴安娜來到秦尼巴克,更是將新疆與之作出對比,盛贊后者的舒適,前者的滯后,凸顯出了停滯的新疆。凱瑟琳雖然受限于女性氣質,但不妨礙她卷入帝國話語的生產,也不妨礙其強化英國的策略。

 

(二)蒙昧軟弱的當地民與自我確認的書寫策略

    正如前面所言,對異域形象的描寫是在意識形態允許的范圍之內,當蒙昧骯臟成為東方形象的一部分固定下來,在描述新疆時,凱瑟琳也不可避免地強化了這一形象。在“喀什噶爾回城的街道狹窄,骯臟不堪......泥濘難行。街道兩旁布滿了陰暗的店鋪,在有些街段,人們把葦席搭在街道上空,形成涼棚遮擋陽光,這樣街道和店鋪就顯得更陰暗了......就在城門內,以及通向主要巴扎的街頭,擠滿了乞丐,他們中有很多人形容凄慘,讓人看了很不舒服,原因是某些可怕的疾病或是使他們失去了四肢,或是使他們面容被毀,或是使他們變了形。[6]在描述中,凱瑟琳使用了“骯臟”、“陰暗”、“凄慘”、“可怕”、“變形”這些常用來形容非西方地區和非西方人的詞匯,構成了新疆的蒙昧落后形象。

       凱瑟琳不僅描繪了城市的污穢,還不放過任何時機評論喀什噶爾人的不講衛生。“孩子出生后幾個月內不許為他們洗澡,小家伙渾身臟得一塌糊涂,在夏季烈日下,身上滿是瘡,有的得了皮膚病,有的得了眼疾”。[6]維吾爾族婦女只有在有重大活動時才梳頭、整理,所以她們看似漂亮的辮子里都有虱子。即使是在漢族提臺家里做客,各種精致美味的菜品也沒能阻止凱瑟琳利用任何一個細節塑造新疆的骯臟形象。提臺的一等宴會上,一個仆人,“捧著一條油膩膩的濕布,也在桌子周圍伺候著,如果誰想擦擦手或臉,他就過來伺候。不用說,我一次也沒使喚他。”[6]通過這種貶低化的描述,凱瑟琳始終以評判者的口吻強調新疆的落后,英國的文明。

       為了進一步說明新疆的蒙昧,凱瑟琳刻意選取了幾個事例,說明喀什噶爾人是蒙昧迷信的,沒有丁點科學知識。孩子一旦有病,父母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只請巫醫給孩子看病。得了天花的孩子外面瘋跑,如果孩子死了,他們認為那是“安拉的旨意”。產婦為了順產,臨產前會找巫師,然后按照按照巫師的吩咐,照著一個木樁奔跑,即使是頭暈眼花,昏倒在地,也要爬起來接著跑,直至巫師說她體內的邪魔已經驅逐出去了。由此可見,“喀什噶爾人不講理性。”[6]眾所周知,非理性是歐洲對非歐洲之外的民族進行描述時的關鍵詞匯,可見,凱瑟琳自身攜帶著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

       貶低他者常常也伴隨著褻瀆他者,凱瑟琳更是嘲笑了喀什噶爾女性在圣墓前哭泣以禱告的習俗。當地的喀什噶爾女性無法到清真寺去祈禱,所以,有什么想要實現的愿望,例如,想要有一位丈夫,就會到一些圣人墓去哭泣。凱瑟琳則帶著嘲弄的語氣說:“有時候我簡直不懷疑,她們的禱告會很快地得到回應,因為我常常看見有些年輕人就在圣人墓周圍晃來晃去,偷偷地窺視著這些祈禱者。”“極有可能的是,這些圣人們在活著的時候是些半瘋的乞丐。喀什噶爾有許多這樣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時甚至全家人都是這樣,他們在古墓地一帶晃來晃去,甚至就住在古墓中或圣人墓旁,當地人視這些人為特別神圣的人,從來不吝惜給他們施舍金錢和食物”。[6]凱瑟琳與來新疆的傳教士們過往甚密,對他們傳教失敗的處境也很是同情與不解。如此一來,她嘲弄否定當地人的信仰習俗意圖也就不難讓人理解了。

        貶低、褻瀆或者否定他人的生活和習俗,其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確定自己的優越性,即自我確認(affirmation)。所謂的自我確認是指歐洲白人認為他們有責任將歐洲的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通常是以“文明、人性、科學和進步為名的集體主體反復強調其價值,從而獲得權力和主導地位。”[8]當地人的落后非理性,為歐洲人擔負起“白人的責任”提供了機會。當時進疆的傳教士便是一例,他們傳播基督教失敗,轉而成立了醫療隊。當地人得知凱瑟琳的孩子打了疫苗,就不再得天花后,開始領著孩子到領事館要求打疫苗;當喀什噶爾產婦難產,當地人會破除自己是禁忌,請瑞典醫生幫忙;歐洲人都樂意幫忙,并認為是自己的責任。正是在這種對比的描述中,出現了西方與東方,蒙昧與文明,科學與迷信,理性與宿命的對立。西方是進步的,是他們創造了歷史,改變了世界。

    自我確認的書寫策略在描寫“中國革命”一章最為明顯。喀什噶爾人種混雜,不僅有對新疆進行管理的漢族和維吾爾族,還有柯爾克孜人、阿富汗人、印度人,還有具有歐洲人特征,不知是什么人種的俊男靚女。凱瑟琳筆下的辛亥革命是一場血腥的鬧劇,鬧劇之后,一切恢復原樣。在混亂殺戮中,英國領事幫助了許多中國官員逃生,且在喀什噶爾的英國屬民未遭受到任何財務與人員的,“英國的國旗”威嚴再次宣稱了她的權威。當中俄發生了沖突,又是英國的總領事,馬嘎特尼從中斡旋,避免了戰火的發生。英國領事始終以“救世主”的形象在幫助軟弱的漢族官員,保護當地的印度屬民,這種自我確認的書寫策略與作者丈夫在新疆到處發展印度屬民的行徑是相輔相成的。

(三)異域風情與審美化書寫策略

    為了能吸引讀者,西方到東方的旅行書寫往往會描述奇異的風景或風俗以強化異域的“他者”形象。這些描述都是從西方的觀測視角,以西方的美學標準來凝視、描述和評判他者,即采用了一種審美化的書寫策略。凱瑟琳也不例外。新疆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而具有獨特的吸引力。各種自然景觀:沙漠、綠洲、山脈、冰川、湖泊在作者科學式的描述中,具有地理探險的吸引力,讓讀者對這里的生活充滿好奇和想象,也容易使作者使用審美化的處理。

在這個地方,世界上的一些最高峰與地球表面上的對低洼點相互映照,共同存在于這里。以喀什噶爾作為終結點的新疆天山山脈的騰格里峰(博格達峰)海拔24000英尺,帕米爾群峰中的塔格哈爾瑪峰(Tagharma),高達25146英尺;在喀喇昆侖山脈中,高德溫-奧斯汀(Godwin Austin)峰——人們更熟知的名字是K2峰,高度為28278英尺,據說是世界上第二高峰。然而與這些冰雪皚皚,高出海平面,直插云霄的崇山峻嶺相對立的,卻是低于海平面1000英尺,深深陷入吐魯番綠洲的一個地方。[6]

這是怎樣的一種視覺沖擊,引發讀者對新疆的無限向往。戴安娜也正是從閱讀中獲悉新疆的地理風貌,激發了對新疆的向往與癡迷。 凱瑟琳書中第四章的開頭,寫到:“就在我寫這本書時,時時浮現出一種感覺,那就是我在書中把自己局限在家里及周圍關系密切的人和事中,而且我也感到,這本書的讀者——特別是其中無論如何也愿意了解范圍更寬泛的事情的讀者——會感到奇怪:難道我就沒有什么材料和感受來談談整個新疆嗎?......面對這樣的讀者,我打算在這一章提供一些不系統的材料。”[6]她本是應本書讀者的要求,對中國新疆,按照自己的印象感受,簡單描繪新疆的地理、歷史等情況,但她卻采用了如此科學的、冷靜地書寫方式,自信能從西方的觀察視角描述新疆。凱瑟琳通過一種鳥瞰的,“上帝之眼”的方式對新疆的地貌進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將相距上千公里的景觀——喬戈里峰與吐魯番盆地拼接在一起,使新疆的自然景觀更加奇異化。

        除了自然景觀的異域化,各種文化風俗也展現了異域特色,引起讀者無限的遐想。凱瑟琳本是要說明一夫多妻制給當地家庭帶來的麻煩,但她卻采用片段化這一審美書寫方式描述了喀什噶爾婦女舉辦的節日招待會場景,從而將婦女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在招待會上,凱瑟琳坐在椅子上,其他婦女們坐著地毯上,身著做工精細、五彩斑斕的服裝,濃妝艷抹,纖細的小手涂著紅指甲,珠子和銀鏈繞著脖子,甚至在長長的辮子末端也綴有珠子和銀鏈。樂隊音樂響起,所有的客人都站起翩翩起舞,她們舞姿優雅迷人。“在她們跳舞的過程中,雙臂的擺動與回旋和音樂的節拍非常和諧......對這些跳舞的人來說,樂隊的樂器只不過是一種美妙的聲音來源,她們就是通過這種聲音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的。”[6]喀什噶爾的婦女的美給人帶來愉悅感,她們的這種生活也會讓英國的“家庭天使”向往,忽略她們真正的生活現實。

    在對新疆的各種文化風俗進行敘述時,凱瑟琳始終以權威的姿態、西方的美學標準來凝視、描述和評判新疆。當西方講述東方的異域風情時,“性”是必談的話題,也是西方將東方他者化的常用話題。西方人常常對東方伊斯蘭國家的后宮和內室所體現的多配偶制、陰謀表示厭惡,但“西方的作家和藝術家再三地表現后宮這一主題,這一主題代表了一種在歐洲被禁止的不可觸及的東方情節。”[9]作者在談喀什噶爾的婦女時,談到了當地的婚姻制度,一夫多妻制度。雖然一夫多妻與歐洲的文明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凱瑟琳反感的,但她卻采用了戲劇化手法描寫了一個事例:一位印度老商人在喀什噶爾娶了位年輕貌美的當地女子,當他要回葉城的家時,為了帶走這位女子,頗費周折,最后還是收買了女子的朋友,騙過她的父親才得以劫走。這種戲劇化的描述,作為審美書寫的常用模式,賦予了書寫者與觀看者以特權,拉開了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距離,從而體現出她的歐洲中心主義。凱瑟琳厭惡一夫多妻,但并不同情這些喀什噶爾婦女的命運。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凱瑟琳筆下復雜的新疆形象是與復雜的國家關系、新疆與英國的復雜關系所確定的。正如“任何的文本表演都不是無辜的,我們總是將價值觀銘寫入我們的書寫之中”[10],凱瑟琳筆下的新疆形象,不論是停滯的、蒙昧軟弱還是異域風情,都投射了彼時英國對新疆的欲望與想象,是與英帝國的視野相契合的。作者采用的占有、否定貶低、審美、自我確認等書寫策略是為了將英國占有新疆的意圖和行徑合法化。因此,書寫異域從來不是無辜的,歐洲人的新疆游記有必要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出發,洞悉其中的權力與意圖,而不能將其看作是客觀真實的表現。

注釋:

對二十世紀歐洲游記的研究多是重溯新疆歷史的文章。王恩春與裴杰生載于《新疆社科論壇》(2009年第2期)的《游記中的喀什噶爾——1864-1949的喀什社會狀況》一文中以凱瑟琳的旅記為歷史資料,梳理了1864-1949年間喀什的城鎮、居民、宗教和教育,以及經濟職業等方面的社會狀況。閆存庭載于《新疆地方志》(2007年第3期)的《馬達漢筆下的喀什噶爾述略》也將馬達漢的游記作為史料,厘清當時的喀什噶爾各方面的社會狀況。

中文名叫馬繼業,當時的印度政府駐喀什代表,1908年,英國在喀什設立領事館后,任命他為總領事。他一心支持英國的帝國擴張。當一位夫人用喀什噶爾的跳蚤多阻止凱瑟琳到喀什時,馬嘎特尼當即就回擊說:“要是所有的不列顛人都只想那些跳蚤,我們該會有一個什么樣的大英帝國?”見書中第111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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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M].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85.

[10]Richardson,Laurel. Writing Strategies: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NewburyPark:Sage, 1990:12.

 

 

 

 

                本文發表于《中國比較文學》201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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