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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學術的新趨勢:早期中國的書寫




關注學術的新趨勢:早期中國的書寫

             ——“早期中國的書寫:在文本內外”國際學術論壇側記


“文”是中國文化譜系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之一,近年來,隨著“文本”(text)與“書寫”(writing)等概念的引入與各相關學科的逐浪推進,對“文”的解釋也日趨深入并引動了一些新的研究趨向。盡管對早期中國書寫的研究至今仍屬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尚有待進一步發掘的議題,但由于對之的探討廣泛地涉及到對中國早期文獻、歷史等的重新認識,因此也很自然地會在當代學術進程中占據一前瞻性的位置

就目前已觸及的范圍看,早期中國書寫研究至少包含有幾個層次上的內容。首先是書寫文獻的表現形制。由于過去學界對早期文本的研究,多憑借宋元之后的刻本,因此對唐前的書寫實際狀況基本上是不甚了了,然受惠于近年簡帛等的大量發現,使我們能夠第一次可以大規模地進入到早期書寫的現場,窺知早期書寫的各種狀貌,并對之做出令人信服的研究。二是早期的識字現象,畢竟識字是所有書寫與閱讀的前提,既是一種技能也是一種特權,或是進入“文化”的階梯,包含有識字訓練與教育,課本與辭典等的編纂等。其中又有淺層識字與深度識字之別。三是成書(也就是“書成”)的過程,這也是涉及頗廣的一個區域,包括文獻的述者(口述者)、作者、編者等究竟是誰,編輯與結集的方式如何,某一文本中有多少前期的文本與知識累層,各種早期書寫文體、文類又是如何生成與演化的等等。第四是“意義”構建的層面。既然有書寫這一環節,無論是詩文還是史哲性的著作,都不會是對現實的刻板反映,而是屬于從某種預設的觀念出發的建構性活動,并規定了意義的走向。毫無疑問,這個問題的提出,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們對早期文本的認識,并將研究推向一個更深的層面。從學術史的進程來看,這些話題的推進,也將超越20世紀以來出現的“疑古”與“反疑古”思潮,構成了一種新的學術范型,并對中國大陸、東亞與歐美等地區的中國研究發生重大的影響。

為了更好地接續已有思路,并在一個廣泛的視域中深入地探討大量的問題,開辟早期中國的書寫研究的新境界,由北京語言大學漢學研究所主辦、中國文化對外翻譯與傳播研究中心協辦的“早期中國的書寫:在文本內外”國際學術論壇于2018年10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西郊賓館舉行。論壇以主講人演說的形式進行,北京語言大學漢學研究所所長黃卓越教授在開幕式上致辭并詳細地介紹了會議緣起,來自于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等國內高校,以及日、韓等海外高校專門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多位著名學者,應邀在會上作了主題演講,美國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的一些學者也向大會提交了中、英文論文。論壇的研討深入與熱烈,成效十分明顯,大批國內外高校的青年學者與博士生等報名列席了旁聽。下文即根據論壇發言與論文提交情況,將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如所周知,早期中國遺留下來的傳世經典文獻在漢代多經向、歆父子等整理成冊,然也或留下了當時與更早書寫的痕跡,或在其中貫穿了書寫者、編輯者、整理者特有的理念、意圖與操持方式等,這些均給我們后來所見到的文獻與文本面貌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要想更為確定地把握經典文獻的意義、類屬等,就首先需要了解其文本的成形規則、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傾向、從口述向書寫轉換的特征等等,這也由此成為這次論壇討論的一個熱點。

北京師范大學過常寶教授的文章《春秋爭霸:制度與書寫——以〈左傳〉為中心》從鄭莊公不斷“以王命討不庭”開啟霸政的歷史事件入手,探討了《左傳》的書寫是如何從紛亂的歷史事件中突出、維護春秋“霸政”的政治合理性建構的。文章認為,所謂霸政,源于周天子的會盟和征伐特權,原是王權制度賦予卿士的職責之一。而《左傳》的書寫,則通過強調霸主的主觀動機和人格品質、構建霸主與賢臣的政治模式、刻意放大禮儀行為的價值、以人物言辭和君子言辭來確認其合禮性的邏輯,從而適應了春秋時期的政治轉型。《左傳》的書寫在追求理解歷史真實的同時,更體現出一種對新型的意識形態的建構。北京語言大學黃卓越教授認為從歷史的進程上看,先秦時代盡管已對銘寫的重要性有所意識,但以口述或口傳的方式施政、傳教依然是最主要的,而其中的一些口述文本則至漢代后又被錄寫到竹帛之上,這對于研究早期的歷史及口述與書寫的關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值得高度重視,如“三傳”之一的《公羊傳》便是此中最為典范的文本之一。為對這一經典傳本的“前書寫狀態”有更深入的認識,黃卓越將“內證”與“外證”的方法結合在一起,并細致地比照了與之近似的《谷梁傳》的文字與格式等,從評述譜系、文體征貌、方音使用、著錄語境等多個層面上,對《公羊傳》在漢代書面化以前的口傳史歷程做了全面的考訂與梳理。借助于這項研究,黃教授也提出了研究早期口述與書寫文本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論問題。

北京大學常森教授的論文從《莊子·外篇·在宥》這樣一篇疊加了儒家、道家學說的文本入手,結合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資料,探討了《在宥》篇的文本成形問題。通過十分細致的研究,常森教授認為這一后來定型的篇章其實是多種不同文本持續綴加其上的結果,其中包含了莊子后學對子思五行理論等儒家體系的批判,然后是一段基于儒學立場的反擊和回應,最后又附加了一段基于道家學說的反批評,并由此表明早期的有些文本生產并非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經歷了一個復雜的生成過程,堆積了成分不同的一些思想史累層。盡管這屬于一種個案的研究,但其所帶來的啟發意義卻具一定的普遍性。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徐建委的論文集中關注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在調度整合歷史材料,進而組織構成《太史公書》方面是如何繼承《春秋》的歷史觀念的。通過細致的考論,徐建委認為,從《史記》卷帙整飭的數目設置、《漢書》對《春秋》和《史記》的呼應,以及兩漢《春秋》學的常識等來看,《史記》十二本紀的安排有意識地模仿了《春秋》十二世的排列。此外,徐建委還從書寫物質性的角度,對《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里一段“誤書”的三種形成可能做了具體的實證分析,并以為無論是哪種可能性,都可證明司馬遷在填表時所依憑者一是來自于《左傳》,另一是來自于《春秋》,由此也進一步證明了《春秋》系統的古史材料對司馬遷的影響至深。北京大學程蘇東副教授的論文是專門研究《漢書·五行志》書寫體例的。他認為,雖然近年來學界已始關注這一篇章,但對其體例的研究仍未見有系統與具有說服力的梳理,這或與班固在整合諸家異說進行重寫時造成的復雜性有關。據此,程書東搜討了《魏書·靈征志》、《南齊書·五行志》、《隋書·五行志》及《開元占經》中所見的大量劉向《傳論》佚文,并在厘清劉向《傳論》體例的基礎上,進而分析了班固《漢書·五行志》成篇的基本結構、文本來源與知識體系。以此為據,論文從早期文本被重新整編的痕跡中推斷出班固是如何根據向歆父子所撰《洪范五行列傳》,并篡合董仲舒等漢儒災異說解等,以形成《漢書·五行志》這一篇章的。由上也可得知,幾位學者對經典文本的關注已不同于之前限于內容或史料的單純考證,而是試圖在更深的層次上發現新的問題,探討是怎樣的書寫方式造成了文本既有的面目。

本世紀以來,尤其是近四十余年來的考古發現,以及對簡帛、甲骨、金石等的研究成就十分顯著,為重新認知早期中國打開了一扇廣闊的門戶,許多學者在這一領域中爬梳耕耘,遞交了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答卷。毫無疑問,這些考古文獻的發現與整理,對早期書寫及其歷史的研究所帶來的契機也是前所未有與極為重要的,籍之,我們可以更為直觀地了解早期書寫所使用的文字及其字體、字形,文獻原初的物理狀態、編排形制等。本次論壇由國外學者提交的幾篇論文即針對此而做了深入、獨到的研究,不僅頗見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海外漢學界的特殊興趣,以及他們切入書寫史議題所選擇的角度。

日本島根大學教授福田哲之的論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柒)的字跡與形制——隨葬書籍的類別以及對其體系性的理解》把清華簡(壹―柒)的字跡歸為Ⅰ、Ⅱ、Ⅲ三類,并結合簡長、簡背數字、篇題、形制等信息將第Ⅰ類字跡細分為A、B、C三個小類,從而得出一些有關寫本抄手和簡本制成過程的結論:首先,A種與B種之間在簡長、簡背數字等方面具有共性,兩種之間或存在直接的關系;其次,B種與C種的字跡具有緊密的共性,可以認為兩種的書手之間的關系較近;再者,A種在字跡、形制、內容等方面具有顯著的統一性,此或暗示了如下的事實,即A種一面以戰國時期《尚書》類的文獻作為材料,一面又對其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整合。竹田健二教授的論文《左契口再考——契口與劃痕》詳細參考和比照了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1994年出土的上博楚簡、2008年發現的清華簡、2015年安徽大學收藏的戰國簡。據此,竹田先生認為戰國時代出土的竹簡大多有契口,甚至不存在左契口與右契口同時并存的情況。關于簡背上的劃痕,竹田先生提出了一個假說,即認為這些劃痕是用來統一竹簡的方向而刻下的記號。韓國京東大學樸載福教授的論文《商周時期書寫方式에관한考察》專注于研究商周甲骨刻辭布局與鉆鑿灼形態。樸教授指出,商晚期(殷墟一期至五期)甲骨的刻辭布局基本左右對貞,與鉆鑿灼的排列大致相同;而西周時期卜甲的行款走向與殷商卜甲相比,甲腹刻辭以甲首向左(或右)橫向放置為正,一律下行而左。樸教授對商周卜甲和刻辭特點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判斷甲骨所屬年代,另一方面也助于了解早期卜辭活動中書寫形態的變化。

目前在吉林大學任教的日籍J教授崎川隆的文章《機械復制技術和文字、文本的“祛魅化”——以商周青銅器銘文為例》運用西方書籍史、媒介研究和本雅明《機器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光暈”理論等批評資源,重新審視了中國商周時期銘文書寫的物質性技術。通過分析已出土的“宗婦諸器”、宋君夫人鼎、宋公䜌簠、秦公簋、子孟青嬭簠、曾姬壺等銅器銘文上透露的機械復制模式,崎川隆勾畫了早期銘文復制技術在早期中國“禮儀化”到“世俗化”的歷史背景下,由春秋時期“全銘模”“單字模”到戰國“復合模”復制方法的演進過程。

英國牛津大學麥笛(Dirk Meyer)教授向本次論壇提交的論文《格式化的意義:對清華簡〈湯在啻門〉和它關于中國早期思想生產告訴了我們什么的深描》,以獨特的視角入手,對《湯在啻門》的文本形式與內容兩方面做了比對性的考察,通過對其中七個單元的細致、深入分析,揭示出其高度格式化的文體結構與貧乏的內容之間存在的沖突,以及其書寫敘述上所采用的策略,進而則將之放在范圍更廣的戰國時期思想的景觀中,考察其所處的地位,并認為,與后來流行的“書”體相比,這一文本形態屬于一種更為邊緣化的表述形式,同時又以某種方式與“書”體聯系在了一起。在此基礎上,麥笛的討論也涉及到戰國時期短文本與后來混合型的長文本之間的關系,以及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之間的關系等。

此外,用簡帛文獻來對比與之相關或對應的傳世文獻,也能發現許多不同尋常的結論,這當然首先還是要歸因于書寫上的差異,而又由之生發出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此類研究,因為涉及更多的介入文本及將文本置于流播的進程之中,因此往往會刷新舊有的成見或定論。它也并不同于過去所謂的簡單化的“二重證據法”,而是多突出路徑的特殊性、多樣性。與之相關,夏含夷教授與曹建國教授提交給本次論壇的文章便甚具代表性。

美國芝加哥大學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的論文《說杍:清華簡〈程寤〉篇與最早的中國夢》從現在國內學界對清華簡《程寤》篇中記載的太姒的夢中的一個細節的共有性誤解,即認為“松柏棫柞”四種樹木是從梓樹變化過來的這一觀點展開考證,梳理出了這一早期文本書寫的流傳實況。根據中古時期引用的《程寤》篇文獻和德國文獻學家樂克曼(Karl Lachmann)提出的“文獻樹”研究原則,夏含夷教授指出,在《程寤》篇后來的流傳過程中其實有兩個獨立的異文版本,其中一個是將“梓”梓作為主語的,另一個則未有,這說明《程寤》原文應該讀作“化為松柏棫柞”,而中古時期的“梓化為松柏棫柞”則屬后來抄手的原因產生的異文。

武漢大學曹建國教授的論文《從上博六〈競公瘧〉看〈晏子〉早期文本形態》通過對比上博簡《競公瘧》與傳世文獻《左傳》、《晏子春秋》中的對應部分,解釋簡本的生成過程及“晏子”故事早期流傳狀況。作為研究的前提,曹教授首先從簡文內容、簡制和文字書寫風格三個方面補正了簡本《競公虐》,并比較了簡本《競公虐》與《左傳》、《晏子春秋》中對應文本在主旨上的重要差異。此后,曹教授探討了簡本《競公虐》的文本轉寫問題,通過簡本中形近而訛的字、抄手抄寫過程中出現的衍文、抄手的校勘印跡等,從而斷定簡本的傳承路徑是從抄本到抄本,而且是從最初齊魯文本到楚抄本。綜合以上信息,曹教授認為簡本《競公虐》的故事形成較早,至中期以后也還有新的晏子文本出現,而許多早期文本也在不斷地被重組以適應新的語境。

由于受現代主義學術觀念的影響,長期以來對“文學”的考察多有界限的設定、級別的劃分等,因此存在明顯的局限,而“書寫”的概念的引入,則不僅可以打破在文學史中確立的既有規范,拓展“文”的范疇,同時,也可從更為廣泛的角度深入地探查各種“邊緣化”文類,當然也包括“經典”文類生成與編訂的規則,這自然也會涉及到書寫文字的使用以及文類的演化等,因此很自然地成為此次論壇關注的另一個焦點。

來自于西部高校的伏俊璉教授、韓高年教授所提交的論文,便以敦煌寫本、西北簡牘等為例,對一些向來被視為“邊緣性”的中古時代的文本做了富有魅力的探索。伏俊璉教授在其論文《寫本時代的文學作品的結集》中指出,不同于早期書于竹簡的時代,中古時期由于紙本的出現,使得寫、抄、結集等均變得便捷了許多,這些案例都保存在敦煌寫本十分豐富的文獻中。由是,伏俊璉以敦煌寫本Дx3871+P.2555中記載的60首陷藩詩為例,探討了紙寫本時期在結集過程中呈現的一些重要問題。這一研究包括如何借助寫本的物質形態和寫本內容來斷定當時文學編集活動的生產過程和社會用途;在這一寫本的結集以及不同版塊的組合與過渡中,編者是如何融入自己的思想與情緒的等。作為本項研究的結論之一,伏俊璉教授認為,編者的知識、信仰、思想和情感都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某一文學結集制成的過程,以故需要將寫本的制作過程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韓高年教授提交的文論《烽燧戈壁間的中國早期書寫——西北簡牘文書文學散論》則另辟蹊徑,把數量眾多、內容豐富、時間跨越秦漢魏晉時期的西北簡牘文書劃分為六大類,即六藝及諸子類、詩賦及志怪類、詔令文書類、私人書信類、占卜及歷書類、邊郡幕府檔案與郵驛文書類,并強調這些行政文書對理解秦漢魏晉文學創作與傳播的原始語境的重要價值。

其他學者,則以經典文本為例,探討了早期與中古時期的文類概念、修辭概念及其功能的演變、書寫所借用的字詞特征等。

哈佛大學田曉菲(Tian Xiaofei) 教授提交的論文主要討論區別于“總集”“選集”等的表述,“別集”應包含什么樣的作品,其生產、流通、傳播和重組的過程又是怎樣的問題。田曉菲教授認為,理解“集”的概念是我們理解前現代中國“文學”概念的核心,而從書寫史研究和文類研究的角度看,中古時期的文學選集活動則大體反映出了當時有關“文學”的概念。據她的考察,早期荀勖對“集部”的概括與后來《隋書·經籍志》中“集部”所包容的文類是有所區別的,前者包括詩、賦、畫贊、別集、總集等,后者則將楚辭、別集與總集也納入到了其中,由此可見,不同時代在處理“別集”容受的范疇,即將哪些具體的亞文類文本括入其中,是存在著細微差別的,這些都提醒我們需要將傳統中國文學里“集”的概念置于歷史的流程中加以考察。

銘文是早期出現比較多的書寫類型之一,也有特殊的功能。針對其從早期的韻散結合到后來辭賦化的現象,北京師范大學尚學峰教授的論文《從文到辭——東漢銘文書寫特征的嬗變》運用豐富的文獻材料,描述了銘文書寫在東漢時期的演變過程。就書寫體制上看,尚學鋒以為,東漢時期銘文的“序”,有許多是從傳統銘文交代樹碑鑄器背景的正文轉化而來的,而且更體現了頌揚的功能;同時,該時期的銘文也初步確立了自己“向詩賦學習,镕裁經典”的書寫范式,由此而擺脫了散體文的制囿而進入到“辭”的范疇。上述變化,也決定了東漢銘文之不同于先秦銘文的特征,或說是由純粹的應用之文過渡到了更具審美要素的“文學”領域。

遼寧大學文學院苗壯的論文,事涉西漢時期的識字問題。他從解釋“司馬相如《上林賦》中的鋪陳用字為何如此繁難”這個細節問題出發,綜合運用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資料,得出兩個結論。一是《上林賦》中的諸多草木、鳥獸、蟲魚的鋪陳意象多來自于《凡將篇》,而《凡將篇》又取材于已有的秦漢習字書《蒼頡篇》。二是從后來《蒼頡篇》的文本流傳史來看,給字書自西漢宣帝時期到東漢末年都面臨著無法被順暢閱讀的情況,而這一情況也影響到時人對《上林賦》的理解。直到魏晉時代張揖、郭璞等人用《蒼頡篇》的學問注釋了《上林賦》,使得《上林賦》再次獲得了生命,即可以通過他們的注釋來欣賞,這種依靠注釋來讀《上林賦》的方法也一直延續到今天。

四川省社科院的孔許友所從事的課題比較特殊。他從中西早期文明比較的視角切入,分析了古希臘和早期中國修辭傳統從詩歌性修辭向散文性修辭轉捩過程中的異同,并認為盡管修辭轉型興起的動因、機制及具體特征在中西方存在一定的差異,但二者間又有一個基本的共通之處,這就是都基于社會政治轉型背景下普遍倫理教化的式微和言說實用功能的擴展,前者使詩歌性修辭失去了原有土壤,后者則為散文性修辭提供了廣闊空間。

 

就當前國內和海外學界共同關注的寫抄本問題,北京大學中文系傅剛教授探討了這一話題進入中國學界視野的歷程,并征引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的資料,指出當下一些研究在對諸如以下的問題,如寫抄本的物質特征、生產過程中誰來傳抄、在什么范圍內傳播等尚缺乏更為細致探索的情況下,便盲目地使用舶來的“寫本”概念,從而將先秦文獻理解為“口傳”——“寫抄”——“定本”這樣三個直線發展的階段,顯然是不夠準確的。在此之后,傅剛教授也針對國外漢學界寫本研究中個別學者的持論,認為不能因為口傳的存在而否認商周時期文字書寫。

 

學者們在論壇的提問、討論環節中也展開了積極與熱烈的對話,對許多未明的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澄清,提供了許多有益的認識。總起來看,這也是國內學界首次圍繞早期中國書寫這一新的課題所展開的頗具話題自覺意識的討論,論題集中,成效顯著。本次會議所提交的論文也將結集出版,以進一步推動這一議題在國際國內的展開。

                                                     (肖清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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