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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大師:杜維明

 

儒學大師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之后“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杜維明。
 
杜維明
 
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畢業于臺灣東海大學。后獲得哈佛—燕京獎學金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相繼取得碩士、博士學位。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始任教哈佛大學直至退休。曾擔任哈佛大學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6年至2008年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是出任該職位的首位華裔。杜維明研究主題為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被稱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眾多西方重要國際會議上,發表“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多種文明核心價值”等學術觀點。
 
今年4月,杜維明所在的哈佛大學為慶祝他70歲生日,專門舉辦了“華夏世界的展望”學術研討會。如今,他已從哈佛大學退休,出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學術丑聞在西方不會演化為公共事件
 
“現在國內學術界內耗太厲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費”
 
記者:近年來中國文化界出現不少在社會上引起強烈關注的“打假”事件,比如目前仍在發展中、尚未定論的“汪暉抄襲事件”和“朱學勤抄襲事件”。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杜維明:你提到的具體事件,因為我了解得很片面,基本沒有發言權。而且我覺得可能也不信,因為這牽涉的不僅是學術界內部,還有互聯網、媒體等各個不同的領域,在國外這種情況很少,學術問題都是在學界內部討論的,因為比較專業,基本不會演化為公共事件。
 
但對于人文學科的抄襲等問題,我相信都存在。我們對人文學的理解和關注太欠缺,學術氛圍非常緊張,采用量化標準,每個人都有非常大的壓力。即使是一個博士生,如果沒有地方發表論文,學位就無法得到,這樣,各種不同的雜志勢必成為大家爭取的對象,也就造成了腐化的可能。人文學的發展是要給予足夠的空間的。
 
如果要使學術界能夠有所改變,能夠逐漸把不健康的現象清除,就要把它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置于更寬廣的學術環境里。有時候,被批判的學者反而是學術界比較有影響的學者,我記得以前有個例子,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抄襲事件,這件事我認為多多少少是個悲劇,因為據我了解,王銘銘在他所在的領域是非常突出的。這其中是否有政治等非學術的因素糾纏在內?我們怎么把不同的問題分開?當然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非常困難。
 
事實上,我最關心的問題是,我們學術研究方向,不同的學派,不同關注點之間健康的交流和互動,現在不存在了。我們的公共領域沒有開發好。1985年我在北大上過關于儒家哲學的課,那時候不同觀點的學者可以在同一個空間辯論,大家有很多交集,這種情況在紐約、康橋、巴黎等其他世界各地都是最普遍的情況。現在國內學術界內耗太厲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費。這種情況要改變,就是要能夠形成一個在公共領域中互相討論、辯論的氛圍,觀點不同不會影響友情,不會關系政治迫害。但在大的氛圍里,這個任務還很艱巨。我還是希望能向這個方向努力。
 
記者:國內不少專家認為,建立獨立的學風調查機制刻不容緩,也有媒體刊發評論,“愿汪暉事件和朱學勤事件共啟學術轉機”。您如何看待目前國內高校存在的學風監管體制的薄弱問題?
 
杜維明:至于如何建立獨立學風調查機制,其實還是涉及學術界公共性的問題。有一定的公共性,獨立調查機制的獨立性才能保證,假如公共性沒有建立,即使有獨立調查機制,它起到的積極作用會很小。
 
人文學科與理科的學術評價體系不同,理科有量化的指標,有客觀評價機制,容易掌握規律。人文學科在寫作、出版及社會認可度上都有難度。要達成它的公共性,有更大的困難,但是,公共性,或者叫相對獨立的評判是可以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學政治哲學領域的教授羅斯,十年沒有出書,他還被升為教授,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因為他的同事認為,即使一篇演講或是一篇評論,羅斯都達到了最高學術水準。公共性,就是大家建立一種通過討論、辯論達成的共識,甚至是重疊的共識,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現在國內的評價機制需要擴大,要有更多人的參與,一個機制不應該完全是一個學校或一個集團。在國外,學術問題是學界內部的事情。如果政治化,下一步就非常難走。
 
“我們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實還排在世界140位以下”
 
大國崛起不能光考慮經濟政治
 
記者:有人用“盛世”形容當今中國。近年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取得世界的公認。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中國建設面臨怎樣的問題?
 
杜維明:中國現在在世界上所占比重非常大。就經濟本身來看,不僅超過日本,而且這段時間能夠跟美國相比,可是,我們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實還排在世界140位以下。我們的資源非常豐厚,但是因為平均分配太差,所以一般老百姓生活非常艱苦,這種不公平應該有所改變。
 
所謂的大國崛起、盛世,必定對國際社群進行重組,但是在重組過程中,只靠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絕對不夠,還要靠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軟實力,因為軟實力常常是從公關、宣傳、廣告層面來談的。我們有足夠的資源,可以用各種不同方法打造我們的品牌,但是背后不能沒有核心價值做支撐。以前我就說過,文化中國資源積累不厚。另外我們應該開發的領域,除了政治、經濟領域外,還應該有文學、藝術及各種民間宗教傳統價值領域。我們有足夠的經濟力量可以做到。
 
現在需要改變的不僅是行為,還要改變態度。中國的現代化歷來是一種“學習”文明,如果各種不同的對話能形成一種所謂的“對話”文明。學習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增加知識、汲取智慧,同樣也要注重人的素質發展本身。特別對下一代的教育,我不希望用非常狹隘的職業觀念來塑造,讓他們一定要出國,一定要到美國最好的大學,這個觀念可以理解,但是太狹隘,我們要對每個人的全面發展給以足夠的關懷。以前有種調查,關于第一流大學的學生,對知識、智慧、權力和金錢所占比重的排列,在很多西方的大學,把智慧和知識置于權力和金錢之上。假如我們沒有這種理解,以權力、金錢、智慧、知識這種序列,就很有問題。我們年輕人的素質或者視野需要提高。
 
被異化的精神信仰
 
“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應該是不同領域知識分子的共同責任,然而,現在所有這些都徹底商業化了”
 
記者:近年來,中國學界一直在擔憂“人文精神、價值信仰的缺失”,并呼吁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對此您怎么看?
 
杜維明:我們除了積累經濟資本以外,還要有社會資本。除了科學技術能力以外,還要有文化的能力。除了物質條件以外,還要有精神價值。我們不能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進行無情無理的批判,我常常說以前我們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糟粕的糟粕與西方文化中精華的精華相比,這當然會使我們的自信心完全喪失。現在應該進行平等互惠的對話,這是一種關于核心價值的文明對話。除理性外,應該也發展一種慈悲和同情;除權利外,還有責任;除了自由,還有平等、公正;除了個人尊嚴,還有社會的整合、和諧。這些都是豐富的傳統資源。開發傳統資源的內在價值,就是可以使我們的身心挺立,使我們與他人進行互惠交談時可以有所“本”,也就是有的人所說的主體性。
 
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應該是知識分子,特別在各個不同領域的精英,比如政府、學界、媒體、企業、宗教等,共同的責任。然而,現在所有這些都徹底商業化、市場化、物質化,從一個領域本身發不出重要的精神力量。學術界不能,媒體不能,甚至宗教也不能。我覺得最難過的是宗教的市場化,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劇。
 
“一起負面事件,比如一罐毒奶粉,就可以毀壞整個中國形象”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
 
如何落實在當代世界?
 
記者:正如您所說,在這樣一個強勢的氛圍中,大家也在憂慮,不光是對未來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的發展,還有社會心理層面:這個擁有幾千年文明的民族要復興,她所需要塑造的文化認同是什么?
 
杜維明:首先要使傳統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智信”化為我們的內在價值,而不是通過外來宣傳獲得;再次,要有寬廣的至少是全球性的視野,這一方面是個人修養問題,另一方面是人與社會如何整合、人與自然如何維持和諧的問題。中國傳統里有畏天、敬天、祀天的傳統。如果我們不囿于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視野寬廣,基本的核心價值是能夠內化的。再者,也能夠使我們不僅向西方學習,向現代化學習,也要向其他民族學習;我們不僅要向過去學習,還要建立未來的記憶。建立未來記憶是我們現在的任務,我們希望傳給下一代以及他們的下一代的是什么。我們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民族,同時是一個自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飛速發展的民族,健忘的民族,由于各種原因,歷史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幾千年的歷史如何落實在現在的世界,是非常嚴峻的考驗。
 
我們正處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付出的代價非常深刻,比如生態環境的破壞、社群的解體,再加上嚴重的貧富不均。還有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是市場經濟使我們的社會成了市場社會,我們的精神世界不存在了。道德理想比如誠信,已成了稀有價值。在儒家傳統中,誠信問題最重要。如果沒有誠信,經濟再發展,社會再安定,也不夠。
 
一起負面事件就可以毀壞整個中國形象,尤其是一罐毒奶粉,不能原諒。
(來源 羊城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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